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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清光绪年间一位资深知县为例:没靠山升官有(2)

来源: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【在线投稿】 栏目:综合新闻 时间:2020-06-30
作者:网站采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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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事大家都知道的,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,封侯,晋大学士,死赠太傅,谥文正,位极人臣。而高振宛从分发浙江初授嘉兴府桐乡县知县开始,后调任山西神

事大家都知道的,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,封侯,晋大学士,死赠太傅,谥文正,位极人臣。而高振宛从分发浙江初授嘉兴府桐乡县知县开始,后调任山西神池、荣河知县。到免官那年,通籍四十年,才是个知府,他的年兄曾文正公已经故去六年了。

不知是高真的被诬告还是曾国荃看在其兄同年的份上,对高振宛被参案的调查以类似“事出有因,查无实据”的结论向朝廷禀报。对铁商索贿的事情不存在,因王姓商人未带执照来潞安买官铁被查获,高知府恐怕有假冒,传案审讯,该商人顶撞,予以戒饬,并令照章纳税完事;高有两个儿子,长子高寅生一直在京读书,上一科考中进士分部行走,后请假回潞安省亲病故,小儿子年幼,都不可能在当地纳贿。高寅生确实在当地买过一位使女,是不是做妾,没法查。

我还查了几位载光绪二年恩科中进士的赵景琛三甲或二甲同年,其升迁速度差不多,甚至还不如赵景琛。如浙江富阳籍的朱彭年,1837年出生。中进士后分发江西,历任兴国、新淦、贵溪知县,两任乡试同考官。在任内审问讼案,清理田赋、皆能洞察民隐,认真负责。可这样一位进士出身且敬业的好官,1896年病逝于南昌,到死还是个知县。

赵景琛另一位同年尹锡纶(其孙尹仲容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后,很有成就,被誉为“台湾工业化之父”),乃二甲进士。他是我的乡前辈,湖南邵阳县太平一都(今属邵东流光岭)人。中进士后留在户部任主事,后外放署广西镇安府知府。没能真除,考察的评价是“识暗才疏,难资表率,着以同知降补”。一个从朝廷空降过来的代理市长,最终不但没能去掉“代”字,反而降到副市长。他哪还能呆下去?于是辞职回邵阳,主讲濂溪书院,1892年去世。

在那个时候,没有强硬靠山的子弟即使是进士,在仕途升迁亦是那般艰难。我以为原因大约有这个几个方面。一是到了光绪朝,中国有4亿多人了,但仍然是个科技和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大国,所有的精英除了做官,没有别的出路。而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大国又提供不了那么多公共职位。以赵景琛供职的湖南为例,全省知府、道员的职位就那么多,知县要跃上知府的台阶太难了。不像现在,一个省的副厅级、正厅级职位很多(加上事业单位、国企就更多了),一个人做二十年县委书记的现象恐怕是极其罕见。二是清代是满蒙当家的帝国,满蒙旗人做官更容易,升迁快,抢走了这些汉族进士的机会。三是经过咸同年间的大动乱,湘、淮系军功集团崛起,战场上以命博取前途的人当然升官快,军功出身的官员又挤占了这些人的机会。四是因为战争,朝廷缺钱,广开纳捐之门,大量捐班出身的官员又进一步挤占机会,且造成官场逆淘汰。

就以蒋德钧作为军功集团的例子吧。

蒋德钧1852年出生,和赵景琛是同龄人。他是湘军将领蒋凝学的长孙,蒋凝学是咸丰初年就随罗泽南征战的骁将,官至陕西布政使。据李超平、杨锡贵整理的《蒋德钧辑》记载,清同治二年(1863)即入伍当兵,随祖父先后在安徽、甘肃打仗。当时他才虚岁十二。同治四年(1865)因巡抚乔松年奏保,奉谕旨:“知府蒋德钧着免其试用,仍留湖北归劳绩班补用,并赏加道员衔”。一个虚岁十四岁的娃娃,已经因战功升到知府并加道员衔(当然只是个官位,并没有实职)。再有天赋也难以让人相信,他的爷爷果真带着十二岁的孙子出生入死,去打仗么?我以为多半是列虚名于士卒的名册之间,遇到大仗后具名冒功保举。这在当时的湘淮军将官里是公开的秘密,一些人子弟还在穿开裆裤娃娃已经是知县、同知或都司、游击官衔了。上奏保举的巡抚、总督睁只眼闭只眼,毕竟得靠这些人打仗。这就叫先占着坑,等孩子一年年读书、长大,然后出来做官,早就赢在起跑线上了。蒋德钧即是如此,他成年后入京读书,捐个了国子监监生资格,参加顺天府乡试未考取举人,取中为誊录(正榜之外的“安慰奖”)。这个算盘打得很好,已经是因军功保举知府了,如果能考中举人、进士,那么是正途出身。若考不上,再纳捐遇缺候补。清代末年的纳捐十分复杂,名目繁多。可以捐一个虚衔,获得为官的资格;而已经有了候补身份的官员,还可以加钱“插队”,获得更大的补缺机会。蒋德钧就是“由保举花翎纳捐分缺先前选用知府,遵例捐新班遇缺选用”,也就是说他虽是军功保举做官,但缴纳了插队费用。三十岁那年他被选授龙安府知府实职。

我疑心蒋德钧改了档案年龄。一查《蒋德钧辑》,果然。光绪八年(1882)他的实际年龄虚岁三十一,后选任龙安知府后敬呈的履历折,上书“湖南长沙府湘乡县监生,年三十七岁。”他把履历年龄多填了六岁,我猜其在吏部备案的军功保举履历上也一律多填了六岁,这样就变成了十八岁从军,二十岁因战功保举至知府,于社会常识才说得通。《蒋德钧辑》中有其孙蒋再三的回忆文章,言及其年少时问祖父“何不自订一年谱?”蒋德钧回答孙子:“余之所为,尽余国民之责而已,非有功绩足为人道也。”或许蒋公心中有难言之隐,自订年谱无法解释家谱上


文章来源:《湖北科技学院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hbkjxyxb.cn/zonghexinwen/2020/0630/342.html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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